同时

国际体育新闻协会透露

卡塔尔世界杯

事实上，已有三名记者意外身亡。

三周前，ITV 技术总监罗杰皮尔斯在卡塔尔准备第八次世界杯报道时去世。

更令人惋惜的是，这位65岁的老人在工作中晕倒，永远离开了人世，距离他退休仅仅过去了五周。12月10日，英格兰队不敌法国队。赛后，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对皮尔斯的致敬，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他的照片，上面写着一句简单的留言：“纪念罗杰·皮尔斯。1957-2022。”

罗杰原本还有五周时间就退休了，但在卡塔尔却在工作中失职。

此前，美国记者瓦尔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荷兰队比赛期间，在媒体席上突然身亡。

11月底，已经报道过8届世界杯的瓦尔获得了国际足联和世界体育记者协会的认可。

世界杯引发“媒体悲剧”

足球陪伴他们走过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伤心悲痛！

据悉

如果我们包括非持权广播公司

自由记者和电视制作技术人员

卡塔尔世界杯吸引

约 12,000 名记者和工作人员

从世界各地前往多哈

其中之一

穿着华丽、留着凌乱胡须的男人

埃塞俄比亚体育记者新郎

这肯定是最穷的一个。

他的票是由一位朋友赞助的

多哈住宿免费入住当地网民家中

我身上仅有的170欧元现金已经被花掉了。

即便如此，他还是准备坚持到世界杯结束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和他聊天

我之所以和格鲁姆聊天，是因为我们在东道国媒体中心接受集体采访。我们俩的处境相同，因为中国足球没有进入世界杯，埃塞俄比亚也没有进入世界杯。我们在世界杯媒体排名链中处于同一水平。聊天中，我被这位非洲体育记者“为了爱”自费报道世界杯的故事震惊了。

穿着奇装异服，兼职电台主持人

回想起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见到长相怪异的格鲁姆了。“你看了多少场比赛？我看了25场！”当格鲁姆笑着打开票夹时，我才想起在揭幕战中见过这个“怪人”。格鲁姆的着装、服饰和发型都非常独特，在一群衣着得体的媒体记者中显得格外突出。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夺冠的法国球员戴上了格罗夫的帽子庆祝。

如果粉丝们喜欢荷兰三剑客和古力特，那么你就会知道，格鲁姆的发型和古力特一样，都是又粗又长的黑色鞭子。他还留着胡子，像山羊胡子一样。更惊艳的是他的穿搭，经常是橙色T恤、迷彩夹克、高帽子——整个风格充满非洲土地的神秘感，还带着一丝摇滚朋克的气息。

格鲁姆告诉记者：“大家好，我来自埃塞俄比亚，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位来到这里报道世界杯的体育记者。”他为当地报纸《阿姆哈拉语报》工作。他专门为该报的体育周刊撰写名人故事，这是他第四次报道世界杯。

新郎（右）与传奇记者恩里克·马克斯（左）合影。这位 88 岁的阿根廷人打破了连续 17 年报道世界杯的纪录。

埃塞俄比亚可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格鲁姆的收入并不高，除了担任本报体育记者外，他还兼职在一家电台主持一档有关“雷鬼音乐”的节目。“除了我们国家的体育明星，我还认识很多知名艺术家。当然，我来多哈并不容易，因为埃塞俄比亚队没能闯进世界杯。”

疯狂的旅程，自掏腰包报道世界杯

格鲁姆应该是唯一一位自费报道卡塔尔世界杯的记者，也应该是最穷的媒体人，为了报道本届世界杯，他参加了一次疯狂的旅程。

“我们报社没钱，付不起我报道世界杯的费用，所以我花了一年时间寻找赞助，”格鲁姆告诉作者。最后关头他被放了鸽子。“一家银行答应赞助我的机票和住宿，但在最后一刻，他们食言了。我立即联系了国际足联的官方赞助商卡塔尔航空公司，希望他们赞助我一张机票，但他们礼貌地拒绝了。当然，我不能责怪任何人。”

往返机票约1000美元，这对格鲁姆来说是一笔巨款。他相信这个组织，立即给国际体育记者协会（AIPS）主席詹尼·梅洛发了7封邮件，寻求支持，但只得到了道义上的支持，没有得到真金白银。他也找过一些非政府组织，但同样空手而归。最后还是他作为电台音乐主持人的人脉起了作用。一对埃塞俄比亚音乐人夫妇，加上他一个朋友的父亲，凑钱解决了格鲁姆的“旅费”。

去多哈，格鲁姆身上只有170欧元现金，不到2000元人民币。在物价高企的卡塔尔，170欧元绝对不可能完成世界杯采访。卡塔尔的住宿贵得惊人，但格鲁姆想也没想，直接带着170欧元去了。“100欧元是我攒的，相当于我家两个月的收入；70欧元是一位音乐人朋友给的，这是他欧洲巡演结束后账户上最后的余额。”

在多哈，最便宜的住宿是球迷帐篷，每晚要200多美元。住宿也是世界杯媒体机构最大的一笔开支。格鲁姆是怎么做的？睡街头？他笑着和笔者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住在一个刚认识的朋友家里，到卡塔尔后，我在社交网络上跟他讲了我的故事，问他能不能免费住他。他回复说：‘来吧，我们一起住吧！’”

真诚期待未来中国举办世界杯

“嘿，华，中国什么时候举办世界杯？”格鲁姆诚恳地问我。他报道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中国印象很好。“你知道，我不仅仅是一名体育记者，我还做音乐节目，所以我在北京不只是写体育报道，我还爬了长城，参观了故宫。中国举办了最好的奥运会。而且，卡塔尔世界杯有这么多赞助商。我真的希望中国能举办世界杯！”

一开始我和格鲁姆很认真的分析，中国经济实力够了，但中国足球水平还不够。“中国只能靠自己办世界杯，但按照惯例，十年之内不可能，因为卡塔尔属于亚洲。”听了我的解释，格鲁姆转移话题，又说起了自己的疯狂。“三周过去了，我把170欧元现金全部花光了，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活下去，我可能会向各大广播公司和媒体组织要一些钱，写一些新闻报道换取报酬。不管怎样，我一定会坚持到世界杯结束，报道足球是我的激情所在。”

这时我才回过神来，资金紧张的格鲁姆也许在未雨绸缪：包括海信、蒙牛在内的中国赞助商在卡塔尔大手笔投资，已经超越美国成为赞助金额最多的国家。将来等中国真的举办世界杯，说不定有中国企业愿意“出钱”支付他世界杯采访的旅费呢！

笔者在东道国媒体中心组织的集体采访中认识了埃塞俄比亚外长格鲁姆。

格鲁姆还告诉我，他在俄罗斯世界杯接受采访时，曾问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个问题：他最喜欢的音乐家是谁？因凡蒂诺的回答是，他崇拜鲍勃·马利。鲍勃·马利是著名的牙买加音乐家，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举办了一场名为“One Love One Peace”的音乐会，让牙买加两个对立政党的领导人在台上握手言和，化解了一场政治风暴，成为历史性时刻。

鲍勃·马利创作的雷鬼音乐在全球也十分受欢迎。“原来，我的昵称也是鲍勃·马利啊！”边聊边走，笔者和格鲁姆一起回到了主新闻中心。临别时，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并碰拳承诺：“你们的故事太精彩了，等中国真的举办世界杯，我一定会帮你们找到合适的中国赞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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